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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音乐教育家蒋英教授:长留雅音在人间(图)

时间:2012-02-13 00:00 来源:  作者:杨桂青 浏览: 在线投稿

  2月10日,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告别厅,向杰出的音乐教育家、女高音歌唱家、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蒋英教授告别。作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深爱一生的妻子,作为被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“幕后功臣”的传奇人物,蒋英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风采呢?我们就此对她的家人和学生进行了采访,发现了她鲜为人知的师者风范。

蒋英 长留雅音在人间

蒋英(左一)和丈夫钱学森(左二)、学生祝爱兰(左三)在一起

转自中国教育新闻网

  就在元宵节前一天,2月5日11点40分,杰出的音乐教育家、女高音歌唱家、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蒋英教授在本应与家人欢度春节、迎接元宵的时刻,因病医治无效,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,享年92岁。

  蒋英教授德艺双馨,与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50余年相濡以沫,携手共同投入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,在艺术与科学的不同岗位上,作出了卓越贡献。特别是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,即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建设方面创造了奇迹,树立了典范。他们的赤子之心,堪为世人之楷模。

  蒋英逝世后,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致电中央音乐学院,对蒋英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,对其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。

  2月10日,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解放军总医院西院告别厅,为这位美丽的女性送别,献上内心真挚的哀思。

  见到她的人,无不赞叹她高雅,近乎完美,尤其是她的学生们,对她钦敬有加。听到恩师逝世的消息,远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吴晓路专程回国参加她的告别仪式。蒋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?我们对她的家人和学生进行了采访。

  杰出的音乐教育家

  蒋英教授1920年8月11日生于北京,浙江海宁人氏,号群士。共有姊妹5人,蒋英排行第三。其父蒋百里先生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,北伐时曾和唐生智、张发奎等反蒋,失败后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两年;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,直至1938年从汉口撤退时于广西途中病逝。其母蒋左梅(日籍)毕业于东京产科学校。

  蒋英4岁时全家迁往上海。1936年随父亲赴欧洲考察,留德学习音乐。1937年先在德国柏林以管教严格闻名于世的冯·斯东凡尔德学校学习。后于当年至1942年在德国柏林音乐大学主修声乐,师从声乐系系主任海尔曼·怀森堡。1943年到1944年在瑞士路山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,先师从匈牙利歌唱家依罗娜·杜丽戈,学习德国艺术歌曲和清唱剧,后师从慕尼黑音乐学院教授、着名瓦格纳歌剧专家艾米·克鲁格,学习歌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,欧亚通航后即返回祖国。

  蒋英经数十日海上漂泊,于1946年12月抵达上海。不久,她在兰心大剧院(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主办)举行了首场独唱音乐会,轰动上海音乐界。后又赴杭州演出,也取得成功。着名作家叶永烈说,沪上评论界称她为“声震屋瓦”的女高音。

  蒋英教授精通英语、德语,并旁及法文、意大利文、俄文。钱学森着作《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》的英文书名“The art of sc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arts”,就是蒋英拟定的。蒋英擅长钢琴和古典吉他,她在欧洲学习期间,系统地学习了美声唱法,阅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名着,掌握了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家的德奥艺术歌曲、法国艺术歌曲、清唱剧、受难曲等室内乐作品,同时对欧洲古典主义、浪漫主义时期以及近现代歌剧作品亦有深刻的学术见解,被我国声乐界誉为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。

  蒋英曾到美国讲学,引起热烈的反响。“蒋老师曾经被美国哈特福特音乐学院邀请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,学校邀请她为学生讲了3次大师课。她用英语讲,讲到德国音乐时,又用德语讲。美国人根本没想到,中国竟然有这么高雅的女人,蒋老师这么有水平!”女高音歌唱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祝爱兰说。哈特福特音乐学院当即邀请蒋英做他们的客座教授,每年来为学生讲课,但被蒋英婉言拒绝了。

  蒋英把自己所学到的,都无私地传授给了她的学生,培养出了许多活跃在国际音乐舞台上、享誉国内外的声乐人才,如傅海静、祝爱兰、姜咏、吴晓路、孙秀苇、赵登峰、多吉次仁、赵登营等等。她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“欧洲古典艺术歌曲发展史”学术讲座,撰写了《欧洲声乐技术和它的发展》、《德国艺术歌曲》等学术论文;翻译了着名声乐家松德伯格的《歌唱音响学》等着作;编译了舒伯特、舒曼、勃拉姆斯、德沃夏克以及法国艺术歌曲等教材;选编和译配了三册《世界着名女高音咏叹调》等歌剧教材。为我国声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  蒋英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学科编辑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、北京音乐家协会理事,中央音乐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、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,是“政府特殊津贴”获得者。她的不幸逝世,是中国音乐界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  高雅严谨的师者

  在见到蒋英老师之前,男中音歌唱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登营已经在中学和大学里学了7年声乐,还去香港进修了两年。但是,他总觉得没有找到对声乐的感觉。“我很笨,”他笑着说。从香港回来后,他到处打听蒋英的消息,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期间他就听人说,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蒋英教授,她在德国留过学,对西洋音乐有深入的研究。

  “当我见到蒋老师,发现她是那么高雅。她在钢琴前那么一坐,腰挺得直直的,眼神圣洁、纯粹,一个和弦弹下来,‘啊……’这么一唱,我的感觉一下子来了,她就这样把我带进去了。一个练声曲之后,我找到了过去从来没有找到的感觉。蒋老师是我一生要找的老师,是我一辈子的老师。”讲起这个重要的人生节点,赵登营不像在讲自己的故事,更像在写一首感恩的长诗,唱一曲颂师的雅歌。

  从蒋英的学生那里,我们发现了一位崭新的蒋英。她是位了不起的音乐教育家,是位高雅严谨的师者。在她的调教下,一个个学生获得了艺术的新生。

  祝爱兰一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就成为了蒋英老师的学生。“我刚进中央音乐学院,只知道样板戏和中国民歌。蒋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西方音乐,我就很想去学西洋音乐。那时,蒋老师利用午休时间辅导我,我跟她学的第一首歌是舒伯特的《鳟鱼》。”

  蒋老师教课,与众不同,她先从语言入手,说只有理解了歌词的意思,才能把歌唱好。蒋英为了学好艺术歌曲和歌剧,曾大量阅读欧洲文学名着。她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艺术歌曲是唱出来的诗,以歌声来加强诗的感性,歌中有诗,诗中有歌。”蒋英擅唱艺术歌曲,艺术歌曲难度很大,要求唱出意境,只有对歌曲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唱好。

  在音乐界,文学、乐器和声乐均通的人很少见,蒋英是其中一位,她有丰厚的文学基础,唱得好,钢琴也弹得好。在教学中,她很关注学生唱歌时和钢琴的配合,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。

  蒋英还特别注意培养、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。“她常常给我们提供各种声乐作品的录音资料,每次有学生从国外回来看她,她都要他们带回国外最新的乐谱和音响资料。她要求学生练就‘准确、敏锐的耳朵’,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关于美的声音的标准。”

  在学生们眼里,蒋英是一位对他们关怀备至的师者。上课时,蒋英会随时把学生存在的问题记下来,下一节课针对这些问题反复讲解、练习。赵登营说,蒋老师总能在他学得最难的时刻,帮他找到最容易的办法。“她的教学是整体教学,用辨证的方法,给人立体的感受,用情感调动我们所有的器官,让我们有唱歌的欲望。”

  日久弥深的师生情

  和其他学生一样,祝爱兰是蒋英的骄傲。

  蒋英与祝爱兰,情同母女。

  “那时,我们没有音乐欣赏厅,我就去她家里听录音,每次她都复制一份给我,让我带回来听。她的录音机也借给我用,我一直用到毕业。”祝爱兰说。蒋英把宿舍里的煤气灶,也借给了祝爱兰。“毕业后我有没有还都记不得了。”

  “我和蒋老师‘不打不成交’,有一次上课时,我试了几次都没有达到她的要求,就对她发火了。蒋老师最后生气了,盖上琴盖说,今天不上了。事后,我向她道歉,她竟然说:‘没关系啊,你就像我女儿一样。’”从此之后,蒋英对待祝爱兰,就像对待女儿一样。

  1984年,祝爱兰去美国留学,飞机票是蒋英为她买的。“她把我送到机场,对我说:‘我把你扔到大海里了,你自己游吧,看能不能游出来啊。’”

  “她帮我打下专业基础,激励我出国深造,她是我的精神支柱,我要为她争光。”祝爱兰说。祝爱兰1985年获得帕瓦罗蒂国际声乐比赛优胜者奖,1986年获得纽约理德—科郎茨国际歌剧比赛优胜者奖,1987年获得纽约契塔夸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。

  赵登营总在责怪自己学得慢,给蒋老师带来了很多麻烦。他每周六上午去蒋英家上课,“她一周时间都在备课,来准备这一节课。永刚(钱永刚,钱学森长子)说,每上一次课,妈妈得歇两三天。”

  教授之家氤氲学人气息

  “在我眼里,蒋老师任何事都做得那么平静,那么平常,但是让人回味起来,每一件又都那么不同寻常。”赵登营说,“她和钱老一样,是真正的共产党员,他们的眼神都那么清纯,笑容那么开朗。”

  往事历历在目。人们忘不了她陪在钱学森身边留下的那段佳话。

  结婚前,钱学森对蒋英说:“我是同情共产党的。”想起国民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置国难当头于不顾,在欧洲过着奢侈生活的情景,蒋英当即就回答他说:“哪怕你要到新疆去找共产党,我亦跟你去!”1947年9月与钱学森在上海结婚,后随钱学森赴美国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蒋英与钱学森抱着为祖国服务的拳拳爱国之心准备返回祖国,但遭到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,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,被美国软禁5年之久,终于在1955年9月离开美国,1955年10月回到祖国。她在当年11月12日填写的《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》中,感慨地写道:“我回国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人民的相貌都改变了。从前从来没有看见有这么健康与快乐的人。现在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袖,我们的将来是光明灿烂的。”

  回国后,蒋英曾在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。为了支持钱学森的工作,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做教授,从此之后,全身心投入教学。

  “蒋英和钱学森淡泊名利,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宁静、自己的理想。”赵登营刚到蒋英家中时,家里摆着老式沙发和简单的家具。蒋英对他说:“这就是教授之家啊,教授家里,透出的应该是书香气。”他们家里摆满了书柜,摆着钱老在美国时送给她的结婚“信物”——三角钢琴。那架钢琴是二手琴,应该有100多岁了,是他们从美国带回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之一。

  音乐,特别是声乐,是蒋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“蒋老师一直有偏头疼,但是在给我上课的两个钟头,头一点也不疼,完全达到了忘我的境界。”赵登营说。

  钱学森和蒋英一直专注于自己的学问,没有门户之见。她从来不像有人那样说:“你来跟我学吧,我是最好的。”赵登营说:“跟随蒋老师20多年,她让我知道了,知识是不断变化的,要不断学习,敢于破除旧的知识,才能获得新的知识。我有责任,把老一辈人的声乐经验传承下去,发扬光大。”

  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,平时生活很简朴,待人谦和,平易近人。钱永刚说,妈妈一生做事低调,不张扬,丧事也要从简。

  蒋英去世时很安详,就像睡着了一样。“这几天,一直在帮忙料理蒋老师的后事,偶尔静下来心里会失落,以前周末总是去看她,现在周末我没有‘家’回了。”祝爱兰说。

  蒋英走了,但她永远活在学生们的心中。她把美留给了我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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